第二天早晨，我父亲留下一张纸条，走了。上班去了。纸条压在两盘煎鸡蛋下面，沾了油渍，把太宰的名字晕得油汪汪，模糊了一些。
他们特地把嘱咐全写在纸条上：太宰君，雨下得很大，住下吧。雨停之后再回家。请你随意使用家里的电脑进行工作，我会用短信把密码发给你。
早餐是煎鸡蛋和两根有些焦的香肠。我自嘲地笑了笑，我父亲用留言纸条来招待太宰治，用短信来防备我。他从来都在提防我溜进他的卧室里使用电脑，他害怕我沉迷电子游戏，因此影响了令他为之骄傲的学习成绩，特别是物理。
他始终坚信，电子游戏最先损害的就是物理知识。电子游戏中存在一些令他这个伟大建筑设计师无法解释的常识，比如人为什么可以一拳打碎半栋大楼，他最讨厌看见这个。
我站在餐桌前环顾客厅，很快找到放在茶几上的黑色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坐下开始吃早餐。煎鸡蛋和香肠都是温热的，看来他们刚刚离开不久。我紧接着也要短暂从家中离开，这周六我不能休假，要去学校参加物理课训练。马上我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的物理考试比赛，和高傲的东京人比一比。东京的学校已经蝉联三年冠军。
初一时我没有报名参加，那一年父亲忙着策划建筑——横滨港口区的那几座黑色高楼，那是我父亲的设计。建筑一落成，他名声大噪，作为他的儿子我立刻被校领导从人群中拉出来，像从一盘青豆里夹一粒玉米。从此我不是中原中也，而是中原氏的孩子，代表了某些方面的荣誉和权威性。权威性使十四岁的我要开始学会应付一些社会问题，周六的物理课训练形似一场应酬，你是不得不去的。你没有不去的权利。
我穿着校服，袜子也穿好了，因此太宰治才会在餐桌上问我：暴雨还在下，社团活动能进行吗？我将煎鸡蛋含在嘴里说，不是社团活动。学科训练。
太宰治摇着刀叉说，原来是补习呀。
我没有时间理他。闹钟没有响，我快迟到了。我吃完饭就拿起书包准备出发，太宰治跟过来，满含笑意地问，要不要我去接你放学？
我说不用了，想想都觉得恶心。
他开始拖一个很长很抱怨的“啊”。我不理他，拿着伞出门了。
训练课程总共两小时，因为暴雨的关系，主讲老师又把时间拖长两小时。教室里总共坐着十名从初中部挑选出来的学生，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个人，芥川龙之介，初一的学生，加入训练课之后常常从一楼跑到二楼来问物理问题。
我认为他完全可以去请教老师，而非全心贯注地询问我。但我接受芥川龙之介的请教，一定要有个原因，或许是他的老实。老实的人，没有太多心思的人，不会耍滑头的人。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最快捷简单。
直到下课时天还是灰色的，我站在教学楼门口打伞，看见芥川龙之介站在一边，样子有些局促。我问他，你没有带伞吗？你早上怎么来的？他有些木讷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他的伞被吹坏了，用不成了，他在等雨停。
我想了想，把伞递给他。我对他说：周一记得还给我。猛地冲进雨里。
我没有回头看芥川龙之介的表情，那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底气。很难说明它来自什么，我只意识到一件事：我没事的。即使淋了大雨回家，我也没事的。我的父母还在上班，无论是淋雨还是去打架，我都会没事的。
我跑出校门，正在思考哪条路最近时却看见了太宰治。他一手打伞一手插在风衣口袋，背着一只米色帆布包，全身泛滥着没有被雨点打湿的干爽，笑脸盈盈地看着我。
太宰治来接我了。我感到无比恶心。一个男青年特地打着伞等在一个男初中生的学校门口，看起来满脸的“作何居心”；再想到今天突然延长的两小时课程，他不会提前知道老师的计划的变更，也就是说，太宰治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会儿了。
沉默而富有耐心的、毫无愠怒的等待，雨里的两个小时何其漫长。不清楚他等待的原因和目的，不清楚他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毫发无伤，也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没能在教学楼上就把他发现。想赶走他也不能了，现状就是这样：我需要一把伞。而太宰治是带着伞来的。
他开口了，声音平缓而轻佻：我来给你送伞。
我盯着他，雨点打在我的头顶。他对我招手，让我钻进他的伞下去。
我不想和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成年男人肩并肩走在一起，他比我高，我讨厌被庞大的东西笼罩的感觉，我也讨厌在简单的撑伞动作中，他就那么不由分说地自动成为了长辈一类的人物。连姓氏也不一样的人就因为大我几岁便掌握了类似主动权和获得尊敬的权利，那时我便想，是伦理把我们框定了吗？是什么阻止着我无法当着父母的面也叫他一句太宰呢？唯有伦理和礼节了——这种东西其实向来讨厌，它永远只会框架一些毫无价值的人际关系。你不得不去尊敬某个人即使你打心眼儿里也不愿尊敬他，即使太宰治是一个路过的二十三岁男青年，在他对你释放好意和帮助时，你也不能板着脸就将他拒绝了，蛮横地说“我自己能走”。当然，你经常从日本漫画杂志里面见到那种不太懂规矩的角色，但怎么样，这样有性格的人物，他们向来不是主人公啊。
好人。去做个好人。加上雨势太大，我又一次被逼迫着靠近他。
我问他，伞呢？他才想起来什么似的，哎呀了一声，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把透明雨伞，印着卡通动物的印花。
可爱吧？他把它塞进我的手里，一边塞一边说，找不到你家的第二把雨伞，特地为了你买的。看见橙色的狐狸就想到你，可爱吧，一想到你必须打着它走路就觉得快乐！
“你故意的。”我说，“把你的雨伞给我。”
我伸出手要去抢他的雨伞。没有注意到的是，脚下有一块儿翘起来的地砖，雨太大了，地面上飘起一层淡淡的积水，学校附近的排水系统一向糟糕，这一滩小小的水洼使我完全忽略了年久失修的人行横道。我向前一步，正好绊上它。
太宰治没有想当然地来接住我，我看见了，他甚至向后退了一步。他害怕我潮湿的校服弄脏他的风衣，在即将摔倒的过程中我觉悟了这一点，将原本打算大不了摔一跤的决定临时改成了一定要让太宰治也淋淋雨。为了防止我抢走那把雨伞，他把它高高举起，只有一只手还能做一做应对。这是好事，我趁机抓住他，将他向自己的方向拉。他没能做出什么抵抗，他没能反应过来，所以一个初中生也能把他作为成年人的身体扯动。总之，他和我一起摔倒了。他摔得更惨一些，因为太宰治做了我的肉垫。我摔下去摔倒他的胸膛上，他的后背隔着大衣摔进泥泞的雨里。他后脑勺的头发湿漉漉地在地面飘荡。
计划之外的事情只有一件：伞被他甩上了车道，一辆银白色小轿车把它撞成散片。我压在他身上告诉他：别惹我。那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伞。他眯起眼睛矫揉造作地告诉我，好痛哦中也。我的大衣全被你毁了。
我说你活该。
我快速站起来结束这个不够雅观的姿势。太宰治还躺在地面，他一定要我把他拉起来。我说我要怎么拉你？你太大了，我没有那种力气。太宰治说你有你明明就有，用那种小孩子才会全无顾忌地使用的手段，好大一个二十三岁的无赖！
我从花坛里找到狐狸雨伞，我说我要走了，你就躺在那儿淋雨吧！他才不情不愿地爬起来，顺其自然地来挤我的雨伞。
我们用这把狐狸雨伞回了家。
路上接到我父亲的打来的电话，太宰治用免提播放给我听。母亲同我父亲在一起。他们听见嘈杂的环境音了，一辆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把我们双双暴露。我父亲紧张地问太宰治，太宰君，你已经回家了吗？我举着伞把嘴巴靠过去对着听筒无奈而多余地讲，他跑不了，他接我回家。
天啊！我父亲在电话里大叫，怎么好意思麻烦你！紧接着他用几乎强迫的口吻让太宰治继续留在家里。若现在让我分析起来，才能够明白我父亲当时的理由，但在这个当下，我全以为是我父亲那没用的好胜心和所谓义气在发挥着作用。太宰治向我父亲保证了他的停留，走到家的时候，我母亲给我发来信息。她告诉我今天他们不能回家了。
我母亲是一名标准的日本家庭主妇，结婚之前，她是横滨国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我父亲也是那儿的毕业生，他从建筑系毕业，横滨国立大学的建筑系名头很大。据说当年西泽立卫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奖还有一些他的功劳，但真相如何没人能够考究，只知道他或许的确认识西泽立卫，也的确拿下了港口区大楼的项目。
我母亲终于寂寂无名。
而没有母亲的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吃什么？太宰治就是这么问我的。回到家他理所当然地问我，中也，吃点儿什么？
我说，你会给我做？他爽朗地给了我否定的答案。
我说那你就滚去洗澡，不要再对午餐和晚餐发表任何意见。
太宰治说：好——就是孩子百分之百同意大人的命令的“好”，“好”的余韵一直飘荡直到太宰治关上卫生间的门。听见花洒声从门内传出之后，我才放心地敢去看一看冰箱里有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新家的冰箱像难民基地一样，什么也没有。橱柜里躺着几桶杯面，速食寿司、速冻小菜和一整大条大根。我把它们取出来放上操作台，打算将大根切片时太宰治已经从浴室里走出来。我想他只是把自己从花洒里沾过一遍之后快速捞了出去，联想到夹生的寿喜烧牛肉，不禁惹人发笑。
等我也从浴室里将自己捞出时，太宰治已经把半成品都端上了餐桌。他把那双崎岖的礼物筷子摆在了他的左手边，面前架着我父亲的电脑，里面播放某部不知名的影片。
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倘若提前知道它的内容，一定在播放之前就从这个糟糕的雨天里逃出去。太宰治为我解释他置放电影的原因，他还是想努力感化我去为他的新电影做男配角，为了达到这一点，他要给我看看放在他心中的最好的电影，就是因为看了它，他才有了创作新电影的欲望。可以说它是他的老师，而它的导演在某种方面来说也是他人生信仰的一种。是他创作的动机。也是他要把我领上绝路的原因。
电影讲述了一对竹马和竹马的故事：竹马爱上了竹马，这就是它的基调。两个男主人公在十四岁时便认定对方是自己的一生，为了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决定逃出这个闭塞的山中小镇。他们偶尔也会在隐蔽的角落接吻，没有人发现竹马和竹马的秘密，他们互相把对方藏在自己的手里，直到高考成绩公布的那一天，一个考进了东京的大学，一个因为父亲的意外去世而不得不留下来接手家里的牧场和农田。
远在东京的竹马没有一日不牵挂留在山里的竹马，他们互传邮件表达爱意，终于有一天，山里的竹马的母亲发现了他儿子这诡异的隐瞒。母亲无法将他接受，大山把她包裹得残忍而决绝，她认定这是一种未知的疾病，它只能通过跟一名无辜的女孩儿结婚才能痊愈。山里的竹马说什么也不肯这么做，于是母亲上吊了，好在他来的及时才把母亲从房梁上救下。母亲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山里的竹马连着做了一个月的噩梦，梦里母亲像晴天娃娃一样挂在房梁上。当东京的竹马无意间提起晴天娃娃时，山里的竹马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他瞒着他同意和邻居家的女儿结婚，那是个好女孩儿，不清楚他的故事，她同时没有自己的意志，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这就是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女孩儿的命运。
他结婚了。婚礼上看见母亲的笑脸，大功告成、暗算成功的笑脸。另一个他再度从东京回到小镇时，看见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一个慈祥而狡猾的白发妇女。
他当然没勇气向他介绍，你看这是我的老婆和女儿，他也不愿听他的解释。两个人的关系濒临灭绝，母亲恰时来游说此时已经毕业的东京的竹马。她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不要再靠近我的儿子，他已经获得了很好的人生。他反驳她你的儿子一点也不幸福，没有我的人生就不算好人生，他一句话就把她彻底激怒了，把她变成一名愤怒的母亲，出于“保护”儿子这一点，她不惜将他爱着男人的事情抖给整个小镇，同时从中隐瞒了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儿子。很快他就成了大家憎恶的对象：谁会愿意接近一个有着传染病的人呢？
结局就是——东京的竹马在一个夜晚亲手用水果刀杀死了山里的竹马。这个夜晚他抱着他的尸体跳进了他家的水井，那口水井里没有水，高度也不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但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东京的竹马已经死去多时。两个人在井里相互依偎，仿佛回到十四岁的少年时代。
这故事只让我感到无所适从。整整两个小时的电影，结束之后，我迷茫地看着太宰治。我不明白他要向我表述什么，比如男孩儿的爱情也是美好的？他要拍一部足以艳压这部名叫《井中天堂》的文艺片？还是说，他单纯只是为了让我接受和一个男孩儿接吻——我想它会在太宰治的那部电影里发生——是正常且前卫的决定，如此而已吗？
我一团乱，笑话他简直是大费周章，把碗碟收进水池里。我让太宰治将杯面的面汤倒掉再扔进可回收的垃圾桶，他哀叫着，做完之后来到水池边洗手。新家的开放式厨房准许他站在另一侧也能把手探到水龙头下，一条长长的操作台将我和他分隔在了厨房和餐厅两个世界。
他的手过来了，我才发现，那是一双修长而苍白的手。我看见了他的血管，青蓝色，运行着无数的血小板在这片稀薄的皮肤下供奉这具巨大的身体，住在太宰治的身体中，它们是最辛苦的一部分。
他的手过来了。我洗好最后一只碟子，挤了洗手液，准备做收尾工作。他的手就这样过来了。他用指尖碰我的手背。他的指尖在我的手背上画圈。他用整齐的指甲摸我同样凸出的血管。他按压它，一直按到手腕下脉搏的地方。然后他将整只手慢慢、慢慢地包住了我的手。我涂满洗手液的手。我比他小一个号的手。一个十四岁男孩儿的手。一只从没牵过谁的手。
这一瞬间，认为手是某种不能给他看见的东西。它理应缩在什么地方，而不是暴露在水池上方。他揉搓着我掌心的洗手液，将它们均匀地抹开，直到两个人的手全部堆在绵密的泡沫里。他把我的手变成一种心事，或是一种地下机密，仿佛它本不该暴露给任何人看；仿佛它的出现就是一次告密，它轻巧又严肃地宣告：通过这个阴雨连绵的午后，面对他你再也做不到全身而退，再也做不到熟视无睹；从此以后他对你的每一个抚摸都不一样了，它们都带着点儿告密的意味。你全身都变成了秘密。你全身都不该暴露在他的眼前。
由此，在他将我的双手拉向水龙头下的水柱中时，我才可怜地发现自己已经落入网中。太宰治是一个诡谲又奸诈的造物主。他通过这样的抚摸把我的另一种可能性创造出来，而它本不该出现在这里。至少不是在我和他之间。
他帮我把双手冲洗干净，在这个过程中，我什么话也没说。我发不出声音了，太宰治也不做任何解释，他只是用几张餐巾纸擦干我的手，随后他拉着我向我的卧室走去。
我的卧室还没有拉开窗帘，此刻它仍旧略显昏暗。今天没有人会回来，没有人可以搭救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认清太宰治的真面目，这就是太宰治敢在今天做下这些的原因。他把我抵在卧室的墙上，轻松愉快地对我说：我知道的，你已经想尝试接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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